我和她们穿越到北宋 第450节(2/2)

但历经千年淤塞崩塌，至此时早已荒废，仅存残渠沙迹，不能供巨舟通行。

此时亚欧之间的远洋航运，只有两条险远之路，没有任何捷径。

这第一条是传统中转商路。

也就是，从大宋出发，经马六甲海峡（或者经赵俣令人挖的克拉运河），入印度洋，抵印度西海岸古里、奎隆，再西航阿拉伯海，入波斯湾登陆忽里模子，或抵红海海口亚丁港，货物上岸后，由驼队穿越阿拉伯半岛、叙利亚沙漠，展转至地中海东岸的亚历山大、的黎波里，再装船分运欧洲。

这条航线，全程水陆辗转，关卡林立，盗匪横行，沿途诸国、诸部族、诸势力层层抽税，一趟往返动辄两三年，损耗过半，军情辎重更是难以及时送达。

第二条是远洋绕非航线。

也就是，沿东非海岸南下，过索马里、桑给巴尔，深入南半球西风带，绕行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再沿大西洋西海岸北上，直抵欧洲伊比利亚、法兰西、意大利沿岸。

此路全程纯海运，无需中转陆运，但航程万里，风涛险恶，暗礁密布，季风难测，一趟往返少则四五月，多则半年，大船易损、人员折损率极高，仅能承载高价值商货，绝难用于西征大军的大规模军械粮草补给，更无法支撑快速调兵、战略驰援。

这两条航路，一慢一险，一贵一危，成为大宋经略欧亚、控扼四海的最大瓶颈。

如此，赵俣他们这些穿越者自然想到了挖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地峡最窄处不过百余里，红海与地中海水位相近，无大落差，只需疏浚旧渠、开凿新沟、筑堤固岸、连通咸海苦湖，便可让大海船直航穿梭，将亚欧航程缩短七成以上，把印度洋与地中海连为一体。

所以，开凿苏伊士运河本身难度并不大。

只是，苏伊士地峡两旁尽是扼守东西商路的兵家必争之地，各方势力犬牙交错、教派林立，谁都想攥住这条地中海与红海之间的咽喉命脉。

其侧翼原来是赞吉王朝，后来被大宋打了下来。

沿海散落十字军诸国残部，即耶路撒冷王国、的黎波里伯国、安条克公国，也都被大宋打了下来。

也正是因为如此，赵俣才敢动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心思。

不过——

苏伊士地峡北侧，核心掌控者是埃及法蒂玛王朝，苏伊士地峡、亚历山大、迪米亚特、红海北端古塞伊卜港皆在其版图内。

此时的法蒂玛虽已步入中衰，但仍掌握埃及本土、巴勒斯坦沿海与西奈全境，靠红海过境税与尼罗河粮仓支撑国力，水军常驻亚历山大与红海北口，严防外敌染指地峡。

此外，地中海深处还有拜占庭帝国与意大利海商城邦，虽然不直接占领苏伊士地峡，却以商船、佣兵、租界控制沿岸港口贸易与航权，谁掌运河，谁就被他们合纵连横针对。

赵俣给大宋水军下令，让他们西进红海，清剿地峡周边割据部族、海盗巢穴，控制亚丁、苏伊士、塞得港等要地；同时从大宋征调匠人、民夫前来开凿苏伊士运河。

为此，赵俣还从大宋征调商人前来此地，择址建立水泥厂，并从大宋本土购买了大量钢筋和炸药。

当然，远水解不了近渴，主要的匠人和民夫，赵俣还是从当地用以工代赈的方式雇佣了大量的匠人和民夫来开凿苏伊士运河。

基本上没用大宋陆军出手，仅大宋水军就将苏伊士地峡两侧的所有未臣服大宋的势力给消灭了，至少是将其赶走了。

而苏伊士运河也如期开工了。

真不怪赵俣君臣如此着急，实在是，打通这条人工水道，于大宋而言，是万世之利：

首先，大宋西征军的陆军的补给线不仅可以通过陆运，也可以通过水运，上了双保险。

关键，陆运因为偶尔会有新收复地区的反抗势力拆铁路或劫掠而影响运输。

因此，有水路运输，则完全保证了前线将士的持续战斗。

另外，大宋水军战舰可快速布防红海、地中海，控扼欧、亚、非三洲要冲，让欧洲诸国、西亚诸部再无天险可恃，大宋兵威可直抵欧洲腹心，统一寰宇的步伐再无滞碍。

更关键的是，中转关卡尽废，商税尽归大宋，丝绸、瓷器、茶叶、玻璃、香皂、棉布、轻重工业品可直运欧洲，欧洲金银、皮毛、香料、矿石、木材可直抵大宋，远洋贸易成本大降、效率倍增，大宋彻底成为世界中心，大宋国库岁入倍增，民力富足，国力更盛。

最关键的是，大宋水军将掌控全球最核心航道，打破伊斯兰势力对东西商路的千年垄断，以海权控陆权，以航道定格局，让大宋不仅成为陆上霸权王朝，也成为首个贯通亚欧非海上霸权的王朝，彻底改写人类航海与地缘政治的轨迹。

历史上的埃及人穿过沙漠挖掘运河的工作花费了将近十一年。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技术不行、经费也严重不足，否则根本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在炸药、混凝土的帮助下，大宋只用了一年多不到两年时间就挖通了这条运河。

值得一提的是，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开罗这里就将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地方之一，富有到赵俣都舍不得轻易放弃这里，所以赵俣没将这里分封给自己的任何儿子，而是自己派亲信管理，准备先用这里赚几十钱再说。

伴随着苏伊士运河开通，大宋西征的脚步继续。

此时的欧洲，秩序破碎、民生凋敝、思想禁锢的沉沉黑暗之中，罗马帝国统一的政治与文明余晖早已消散殆尽，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够建立起覆盖广阔疆域的有效统治，国王的权力被层层分封的贵族、骑士与教会分割，名义上的共主徒有虚名，而各地领主拥兵自重，私战、劫掠、械斗成为常态，和平与安宁是极少数人才能享有的奢侈品。

此时的欧洲，宗教狂热裹挟十字军东征，让东方与欧洲的边境常年战火纷飞，大量青壮年死于战场，农田荒芜、村落残破，本就脆弱的生产力在战乱中反复崩塌，饥荒如同挥之不去的阴影，紧随战乱降临，普通民众即便躲过兵祸，也常常因颗粒无收、粮价飞涨而陷入绝境，易子而食、饿殍遍野的景象到处都是。

此时的欧洲，城市规模狭小、肮脏拥挤，街道上污水横流、垃圾堆积，人畜粪便与腐烂杂物无人清理，成为疫病滋生的温床。

此时的欧洲，既无公共防疫体系，也无科学的医疗认知，疾病的爆发被视作上帝的惩罚，治疗手段多依赖教会的祈祷、圣水仪式，或是民间毫无依据的放血、草药偏方，稍有规模的瘟疫便能迅速蔓延，夺走无数生命，人均寿命极低，孩童夭折更是家常便饭。

此时的欧洲，教育与知识的传承被修道院与教会学校垄断，识字者仅为少数教士与贵族，绝大多数平民终身目不识丁，神学是唯一被认可的正统学问，哲学、科学、文学都沦为神学的附庸，任何违背宗教教义的思考与探索，都被斥为异端邪说，轻则遭受惩戒，重则被剥夺生命，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封闭而压抑，理性与探索精神被彻底压制，文明的进步陷入漫长的停滞。

此时的欧洲，严格的封建等级将人划分为教士、贵族、平民三个泾渭分明的群体，阶层之间几乎没有流动的可能，贵族与教士凭借身份与特权，占有绝大部分土地与财富，不事生产却尽享荣华，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也就是平民和奴隶，只能依附于领主的土地，承担沉重的劳役、赋税与各种苛捐杂税，人身自由被严格限制，命运完全被上层阶层掌控，毫无尊严与权利可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欧洲的很多地区还盛行着古典的奴隶制，以对人的完全占有为核心，奴隶作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没有任何人身权利，可被随意买卖、转让、惩罚甚至杀害。

总之，此时的欧洲，是政治分裂、经济落后、思想禁锢与阶层压迫的，关键，此时的欧洲拥有大量的奴隶，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基于此，赵俣继续打着“解放奴隶，共建繁荣富强文明的新社会”的口号，对欧洲发起攻击。

而军事方面，赵俣君臣定下，由南至北、由海至陆、由东向西层层推进的战略战术。

具体就是，大宋远征军兵分三路：

第一路，以岳飞为都元帅、吴用为都监，取道西奈半岛与巴勒斯坦沿海，沿黎凡特平原西进，横扫地中海东岸残余的十字军封建据点与伊斯兰地方势力，直插小亚细亚南部与巴尔干半岛东端。